“在北京，看上海”，“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系列于2024年5月17日正式启动。“京沪之间”旨在解析中央政策，探讨上海思路。

　　第一场研讨会，畅谈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上海战略；第二场研讨会聚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第三场研讨会，关注科技金融。

　　我们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荣休研究员宿景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曹胜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艺、中国建设银行贵金属及大宗商品业务部资深副经理陆怡烽、上海大零号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亚云，以及天风证券全球科技首席分析师孔蓉。

　　以下是陈明艺演讲精要。陈明艺从财税的角度讨论目前在促进科技金融方面的政策，科技金融领域国际上值得上海学习的国家或城市，以及当前财税政策推动科技金融面临的挑战。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艺认为，财政补贴应包括对金融机构的补贴。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当前，中国的科创优惠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多，现在是创业的最佳时机。自十八大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以来，财税的地位逐渐提升。这些年来，财政税收和金融的支持措施不断增加，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在金融政策支持科技发展的同时，财政税收支持力度持续发力，只是因为财政税收支持是分布在生产、交易、流通和分配的各个环节，难以全部直接观察，部分政策支持是面对特定行业或企业，加之政策的滞后性，因此社会公众对财政税收政策对产业发展、经济促进的作用较之金融，未能在短期内感受到政策效果。

　　在这个背景下，今天主要从财税的角度讨论以下几点：首先，上海目前在促进科技金融方面的政策。其次，科技金融领域国际上值得上海学习的国家或城市。最后，当前财税政策推动科技金融仍然面临的挑战。

　　财税对科技金融发展的支持主要包括财政专项资金和税收优惠，比如政府性融资担保和财政奖补等措施。全国范围内，上海和深圳在科技金融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然而自2023年起，京沪快线的客流量低于沪深快线，表明上海的地铁客流量下降，经济复苏尚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为推动上海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必须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促进科技金融发展，提升上海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上海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在专项资金方面，商业资本通常不适合进入企业发展的早期或规模较小的阶段。此时，我们可以通过政府、国企、母基金、贴息贷款和保险等渠道进行支持。目前，政府引导基金的使用最为广泛，这种模式也得到我的支持。例如，投资100亿或500亿时，政府可以首先承担20%的资金投入，然后吸引外资和民企跟进。政府引导基金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进一步优化资金使用方式。

　　关于全国性基金，北京因央企众多和资源丰富，是科创企业最集中地区，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投资。上海地方国企虽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但与央企相比仍有差距。上海可以引进类似的全国性基金，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

　　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二次分配中，包括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和人才的个人所得税。海南和深圳对人才的个税为15%，其余部分返还给个人，而上海则需要政府对人才进行补贴。2025年，上海应积极推动类似大零号湾的项目，争取留住企业。

　　在企业发展方面，如果能提供更多税费优惠，将有利于上海企业的成长。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若能以投资为依据抵扣2-3年的税费，将有助于推广类似政策。税收、财税和报表等内容应由专业人士处理，以确保企业了解其经济可行性。然而，企业通常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无论是种子期还是初创期，财税政策应尽早告知企业，以支持其发展。浦东新区已有一些特定的优惠政策试点，大零号湾今年的政策密度较大，也包含一些优惠措施。保税作为一种新税种，具有推广亮点。

　　例如，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上海和苏州的生物医药行业在全球较为知名，但约80%的生物医药企业选择了苏州而非上海。这与地价有关，上海将许多第二产业迁出，以保留第三产业。然而，新增的第三产业价值无法抵扣迁出上海的第二产业的损失。截至2024年7月，江浙沪三地GDP，上海低于浙江和江苏。生物医药方面的补贴具有创新性，可以进一步推广。

　　从财税的角度讲，关键的一点是财政绩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曾做过相关测试，结果显示，中央每拨款1元到地方，长三角的使用效率为1，即投入1元产出1元；西部地区的效率较低，为0.56元；中部地区则更低，仅0.4-0.5元。在全国范围内，中部地区的效率最低，中央拨款1000万元时，可能有50%未能有效使用。尽管我们支持财政对科创和科技金融的投资，但需重视绩效问题。绩效评估十分重要且具有挑战性。财政局在绩效评估中面临的问题是，考评结果将影响与企业的后续合作。

　　财政补贴应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包括对金融机构的补贴。我们支持科技金融的发展，支持企业“投早、投小”，相信可以评估出有前途的企业。以耐克和郑钦文为例，耐克早在7年前签下14岁的郑钦文，现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具体来说，财政补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业银行方面，财税可以通过补贴鼓励银行“投早、投小”，一旦资金投入科技领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和抵扣，将有助于政府分担风险。

　　第二，在知识产权保险和质押方面，上海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好信用。武汉光谷吸引了许多博士和海归，但疫情爆发后，这些人才转向欠发达地区获取政府资金。上海相对较少出现类似情况。

　　第三，全国性基金方面，如社保基金，北京和深圳在融资和政策资源方面优于上海。上海应学习北京和深圳，积极争取全国性资金。

　　最后，目前上海还有一项优惠政策，即投早、投小满两年，第二年可在税前抵扣70%资金。例如，投资1000万，第二年利润800万时，可以免税，剩余200万用于第三年的税收抵扣。上海已出台税费优惠政策指引，但税费改革似乎进入了黄昏期——虽然税有所下降，但总体要求金额还是上升。

　　上海创投和人才方面的税费优惠政策应进一步推广。与国际其他国家相比，上海的优惠力度和种类远不及纽约和新加坡。我们应推动全社会形成支持科创的共识，加大财税政策支持科创的力度和广度，有利于吸引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汇聚高层次人才，提升上海的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上海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全球范围来看，纽约的政策相对细致且对年轻人支持力度较大。与纽约相比，上海在财政资金支持年轻人方面仍显不足。例如，纽约的企业每增加一名员工，可以抵扣1000美元的税，而这种大范围施行的政策在上海尚未出现。纽约在科技和金融结合方面表现优秀，上海应向纽约学习，争取各类政策留住高端人才。

　　新加坡在税收优惠方面力度较大，尤其是在金融科技和创新领域，他们一直与我们争夺这些资源。新加坡在疫情三年期间吸引了约4000亿资金，显示出强大的政策吸引力。上海应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及时跟进新信息并推出相关政策。

　　除此之外，德国和日本也有可学习的经验。德国的政策专注于中小企业，而上海则主要关注大企业，忽略了中小企业。上海可以学习德国的经验，在关注大企业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小企业。同时，东京的财政激励力度相对较小，但其政策是面向全球实施的，而我们在财政补贴方面往往私下施行，缺乏公开透明。

　　在第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税收被认为具有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的三重作用。与科创企业相关的主要是税收优惠政策。目前上海的税收政策还面临以下挑战：

　　首先，需关注税收营商环境和税收法治建设。上海的税收营商环境在中国位居前列，但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比较，仍有明显差距。以报税为例，新加坡、中国香港的报税时间比上海短，这表明上海在税收营商环境方面还有提升空间。税收法治建设方面，存在如补税时不走查账流程、直接公布应补税额；倒查账本时未明确具体年份；查税范围未覆盖所有企业等问题。此外，随着税收电子化程度不断提高，优化岗位、提升征管效能是纳税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些问题表明，我们的税收法治环境尚需进一步完善。

　　第二，建议增加直投，同时扩大对高校的投入，不仅限于产业园区。在投资规模上，应扩大范围，并针对不同产业细分领域进行投资。在机构的风险补偿方面，财税政策可以对亏损的银行或天使投资机构提供奖励或补偿，以鼓励其投资。

　　第三，绩效考核至关重要。之前如“汉芯事件”中的造假问题影响恶劣，我们需依靠体制内的精英进行绩效考评，审查资金使用情况，并制定相应评估政策，确保财政投入有效使用。

　　最后，我建议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范围。目前上海主要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方面提供优惠。建议将税收优惠扩展至房地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深圳通过免费赠送工厂和写字楼来吸引企业，上海也应考虑扩大税收优惠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