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制造”席卷世界。然而近30年快速扩张的方式已难持续，一方面，由于国际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需求大大萎缩；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受到了环境、资源等约束。

　　当前，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已经转变成了技术和创新的竞争。随着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风口。“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在风口上，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机器人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都是随时起飞的“金猪”，“中国制造”正迈上朝向制造强国的新征途。本报从即日起推出“‘中国制造2025’路径聚焦”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数据勾勒的中国制造业近景颇为黯淡。今年以来，用以表达制造业衰荣的多个数据跌跌不休。

　　现实是否同样令人沮丧?《经济参考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走访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重庆等制造业重地，目睹近百家企业在重重压力之下的生存之“痛”与发展之“累”，也感受到他们依然强劲跳动的脉搏。

　　今时不同往日，经过30年持续高速增长，“世界工厂”已逐渐远离中国。透过当下种种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产业现象与数据“迷雾”，“中国制造”的产业比较优势正在汰旧换新。

　　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增幅为2009年5月以来新低，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中国制造”处于严峻下行态势中的深切担忧。

　　宏观数据不容乐观，持续遭遇下行压力，是我国工业制造业去年下半年以来给全球市场的最直观反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在一季度创新低的基础上，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只有5.6%，比前两个月的同比增速还要回落1.2个百分点，到今年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为6.1%，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今年高点;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PMI)则从3月的49.6跌至4月和5月的49.2，直到6月才又回升到49.6。此外，今年前两个月，与制造业关联紧密的铁路累计完成货运量也是同比下降，降幅则高达9.1%;同样与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关联紧密的发电量日均产量指标则在3月也出现了3.7%的同比下滑……各种数据都在不断加剧外界的忧虑情绪。

　　数据“跌跌不休”，是否意味着数以万计的我国制造企业真的“哀鸿遍野”了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罗文称，数据下行所反映的严峻态势可以用“高原爬坡”来形容，“今年前两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整体利润率大约只有4.9%，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会流向房地产和股市而不是进入制造业，进而带来更大压力”。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尽管数据不容乐观，但并不能简单地用“好”或者“不好”来评判当前我国制造业的真实状态，多种矛盾现象并存、多重复杂形态交织，才是“中国制造”的真实写照。

　　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全球市场需求复苏缓慢等负面因素持续影响中国制造业。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制造业所处的市场基础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能否让自身发展和社会需求实现磨合与对接，才是此轮“转型考验”的根本压力所在。

　　转型考验之一是大批制造企业怎样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为主转向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并举。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说，过去两年中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单纯以中国为制造基地的代工企业生存艰难甚至大批关停并转，但以中国市场为销售目标的制造企业如宝洁、美赞成、安利以及跨国汽车巨头都在不断增资扩产，根本原因就是多年的经济增长已经让中国市场发育壮大、同时社会成本普遍攀升，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制造”实际上已经不能和“世界工厂”简单画等号了，而应该主要以满足“中国需求”为出发点。以商会为例，截至2014年底，其会员企业中已经有79%是专门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这和2003年前只有23%形成了鲜明对比。

　　“外资企业尚且如此，中国很多本土企业特别是出口型就更需要企业从人员培养、队伍建设、产品定位等多方面实现转变，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赛亚丁说。

　　转型考验之二是制造企业如何从规模扩张为主转向质量提升、技术突破和文化引领为主。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指出，在经过30多年的持续增长后，我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不仅要看“流量”也要看“存量”，而后者正是我们的欠缺所在。“从表面看，好像我们的制造业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但深入看，除高铁等个别领域外，大部分产业的技术制高点都不在中国，这和过去我们的工业发展总体是平推式的、缺乏高度和深度有直接关联。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提升制造业素质不是靠投资就可以实现的，再往下走就要靠技术突破、文化引领，这种改变是艰难的、痛苦的，也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可能迈不过去的关口所在。”他说。

　　经济专栏作家吴晓波则认为，在经过30多年的持续发展后，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且有影响力的中产消费群体，他们对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要求正在从数量要求向品质要求转变，“他们的出现，实际上就构成了‘中国制造’的转折点。”

　　转型考验之三是国内制造业比较优势如何从政策优惠和资源廉价为主向产业链条完备和市场制度完善为主转变。

　　中国工程院“制造强国战略”课题组组长朱高峰说，过去几十年中，政策优惠和土地、劳动力要素供应充分，为我国制造业赶超全球提供了比较优势基础，但现在这些优势随着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市场法制环境的不断完善，已经难以维持原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丧失了竞争力，“我们现在的优势，恰恰是过去三十年积累起来的新优势，主要包括工业链条完善、国内市场基础雄厚这两方面，现在不是有很多企业迁出中国又迁回来吗?关键是怎么适应这些变化”。

　　产能高度过剩、市场需求不振、外汇波动加剧……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看到，市场短期焦虑情绪和发展中长期乐观心态同时存在。

　　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向记者大吐苦水，自己所在的村过去两三年中有70%的企业倒闭，“我自己去年就为联保的跑路企业主赔给银行400多万元”。

　　在南方某市，当地政府向记者推荐的一家用工人数高达数万的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逆势发展典型”，但这家港资企业的负责人一见到记者就大吐苦水，表示自己十分看好缅甸等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未来两三年要么关厂不做，要么就把工厂整体迁移到东南亚去”。

　　然而，就在这家工厂“一墙之隔”的深圳，华为公司轮值CEO胡厚崑告诉记者，这家全球顶尖的通信企业去年实现全球销售收入28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6%;净利润2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比排名其后的爱立信、阿朗与诺基亚的总和还要超出一大截。

　　“未来五年我们还有信心继续实现年均10%以上的稳定增长!”在江苏、浙江等地，曾经陷入低谷的光伏产业去年再次异军突起，不仅全行业实现了扭亏为盈，一批优势企业还脱颖而出，位于常州的天合光能集团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预计今年企业产能可以占到全球的十分之一，“稳居全球首位”。

　　在江苏徐工集团，副总经理李锁云掰着指头向我们历数各种挑战与困难，坦承企业与行业都遭遇空前压力，但他同时表示，同样是在过去的一年，徐工集团仍然咬紧牙关在巴西建起了制造基地，在德国、美国设立了研发中心，“短期困难终究压不倒长期向好，一时的亏损换的是长远的收益。我们认为‘中国制造’要形成新优势，就一定要参与国际竞争，开门搞研发、拼市场”。

　　在工业重镇西安，陕鼓集团董事长印建安说，去年以来，全国重化工业出现投资锐减态势，全球市场需求不足态势短期难以改变，加上欧元等部分货币对人民币贬值冲击，全行业尚未走出谷底，“但我们分析来分析去，还是觉得有机会、有出路，一是国家关注环保必然带来设备改造，二是‘一带一路’有着勃勃生机，我们已经跟印尼谈了很长时间了，打算依靠国内项目的‘走出去’实现用设备做投资。”

　　在采访过程中，有些企业负责人认为，虽然有好的市场机遇，但苦于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等约束，使得一些企业错失发展良机。许多企业负责人热切期盼当前的改革步伐能更快一些，更大一些，好让制造业环境能有更多的改善。

　　“问题是企业有了动力，周围环境支持不够。”温州市经信委副主任赵斌说，“从金融环境看，去年温州企业贷款余额竟然是负增长，银行贷款审批限还全部上移;从政策环境看，不论是用地指标还是财政杠杆，我们都受到较大限制，有力也没地方使，严重限制了我们的转型与升级。”

　　在广东省中山市，贝尔马卫浴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裕佳正在筹备借助市场热潮开辟新的生产线，不仅要一次性实现从传统马桶向智能马桶的升级、转产，还要打响自主品牌，实现从代工制造向自主品牌的转变。

　　“我们一批卫浴企业组织好了去日本考察，决不能把这次难得机遇拱手让给日本企业，但现在最痛苦的就是融资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明明全社会都看到了智能马桶的市场机遇，可银行还是要我们拿资产去抵押，这就困住了我们的手脚，让我们举步艰难。”周裕佳说。

　　在采访过程中，包括一些知名大集团在内的部分制造企业向记者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热切期盼当前的改革步伐能更快一些，更大一些，好让制造业环境能有更多的改善。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成说，企业更应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主动迎接改革的到来，承担应尽的社会义务与法律责任。

　　“总会有办法”，是记者在采访行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面对当前严峻下行压力，当前不论是东部发达省市还是中西部地区，不论是轻工消费品生产还是重大装备制造，不论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创新科技集聚行业，从一线企业到地方主管部门，围绕制造业的一些共识已经基本形成。

　　共识之一是坚守制造业作为“国本”不动摇。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不论是解决就业、财税还是环境问题，“没有哪个国家是不发展发达工业，壮大工业可以解决的”。

　　在中小服装企业聚集的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企业数量去年下半年以来开始逆势回升，镇长陈顺葆说，在经过企业数量下滑的困难考验后，全镇上下对于坚守服装产业已经没有争议，“只有落后的企业，没有落后的行业。如果还是靠拼人力、拼加工，那我们是会被取代的，但我们走的是转型路、电商路，靠的是个性化、高端化、智能化，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迁移到东南亚的服装厂还得靠我们才能生产!”

　　江苏驰翔精密齿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其刚说，公司成立13年以来，专注做硬齿面高精度齿轮，目前在国内已经是一流在国际上也位居前列，但这个细分领域还有一些关键技术有待突破，“我的目标就是坚决打破日本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我就一个想法，那就是搞实体经济是永恒的，其他都是靠实体经济支撑的，我这辈子啥事不做，就做齿轮，哪怕风吹雨打，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

　　共识之二是制造业转型已经从以往的单兵突破变成了联合突围。徐工集团副总经理李锁云说，近年来，这家国内龙头企业正在努力将主导产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推进，“但越是迈向高端，对国外核心零部件的依赖就越重，比如控制系统的传感器、芯片乃至油缸的密封件都要依赖进口，国内的配套零部件就是过不了关，这就是整个国家的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等根本性问题，不是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个体突破能够解决的，因此我们对‘中国制造2025’抱有深切期望。”

　　共识之三是环境制度建设和文化引领支撑对新一轮制造业发展和突围至关重要。江苏大丰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朱国新说，2012年前，大丰原有433家规模以上企业，2014年倒闭了22家，预计今年还有一些要保底，“这是坏消息，也是好事情，企业经过洗礼会得到更好发展。但从我与地方企业长期打交道的经验看，现在走不远的企业主要就是因为对产品和品牌没有精益求精，老觉得‘差不多就行’。这不仅仅是企业管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工业文化培育培养的过程，没有这一点，‘中国制造’永远摆脱不了低端形象。”